【热点直击】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几个关键问题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关键问题：
1）美方挑起贸易冲突的逻辑是什么？为何市场出现集体误判？
2）贸易战一旦坐实，将有何种影响？
3）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我国除了对等还击还能做些什么？
若需查看全部内容，请简单填写以下信息，您将浏览由CEIC分析师撰写的本篇文章，其中包含详细数据、图表以及分析。
导读：最近市面上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铺天盖地，很多阐述得非常清楚了。目前看，如果双方都不妥协，那么第一轮贸易战将于7月6日正式打响。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或将以更急迫、更专横的方式兑现选举承诺，未来发生黑天鹅的概率和频率都将显著增加，资本市场对此要做好防冲击准备。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关键问题：1）美方挑起贸易冲突的逻辑是什么？为何市场出现集体误判？2）贸易战一旦坐实，将有何种影响？ 3）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我国除了对等还击还能做些什么？
Q1
美方挑起贸易冲突的逻辑是什么？
5月刘鹤副总理访美磋商后，中美发布联合声明，称将尽最大努力避免贸易战，中方将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能源产品等。市场一片欢呼，以为贸易摩擦问题已得到阶段性解决。但事后证明我们是一厢情愿。5月29日白宫重提关税，我国官方将其定义为“策略性声明”。然而，6月初的谈判无果而终。6月15日，白宫宣布分两批次针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第一批次涉及340亿美元商品，将于7月6日开征。又威胁如果中国报复，将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
这里面出现两次集体性误判。第一，认为贸易摩擦短期内已降温。第二，认为特朗普政府虚张声势。
关于第一点，主流声音对美方的核心逻辑把握不清，把中美贸易冲突误解为一种纯粹的贸易赤字问题，低估了贸易摩擦的复杂性和持续性。5月中美联合声明只在缩减贸易逆差方面达成初步共识，但在缩减方式和规模上分歧很大（详见：如何解读中美贸易谈判的共识和分歧）。而且，从外媒披露的谈判文件中，缩减贸易逆差只是“开胃前菜”。美方的主要诉求更多集中在科技竞争与市场准入议题上，其中涉及科技竞争的条款最多。301调查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制造2025”，足见其对我国科技追赶的警惕。
在市场准入方面，美方一再强调“公平和对等”原则，这里的对等指的是市场准入和竞争机制的对等，而不同于我方提出的互利原则。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强力干预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我国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准入限制、补贴、信贷便利、直接采购等手段支持中国企业，置自由竞争下的美国企业于不利地位。但当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对上述问题缺乏相关协议，因为当时美国没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概念[1]。
综上，贸易逆差问题只是表象。本次中美贸易冲突根源是自由市场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冲突，也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调整：即中美经贸关系必须建立在全方位公平对等的关系上，而非通过我方一篮子定向商品采购便可息事宁人。实际上，不仅美国，欧盟早在2016年全面评估了对华政策后[2]，也提出了对等的要求。主要经济体对华政策的全面调整值得警醒，不管特朗普是否连任，我们不要指望美国对华政策回到过去。故中美贸易摩擦具备长期性和艰巨性特征。
第二点误判是针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否是虚张声势，我们不能低估他的决断。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或将以更急迫、更专横的方式兑现选举承诺。特别是美国近期在贸易问题上频繁对盟友开刀，我们更不能再抱任何侥幸心理。须知现在美国各界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不管是精英还是草根，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
美方认为，现行贸易体系下，中国抢走了美国大量制造业岗位，造成底层民众生活水平倒退；其次，我国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削弱了美国企业参与公平竞争的能力，也导致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再次，中国制造2025将使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上持续跃升，打破中美比较优势的平衡，破坏美国创新和全球霸主的根基。
设想一下，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常年垄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现在凭借完备的产业链和工程师红利，在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背景下，逐步积累起高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高低通吃，那么双边贸易就可能演化为零和游戏。美国已经认清，继续容忍我国国家资本主义和儒家重商主义造成的损失远大于加征关税造成的损失。故发动贸易战制裁不啻为良策。未来发生黑天鹅的概率和频率都将显著增加。
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可视为中美大国博弈中的标志性一环，我国应予以战略层面的重视。而且这个时机选得非常精准：美国已成功去杠杆、迎来经济的持续景气；而我国仍处于去杠杆攻坚战和结构性调整的窗口期。美方通过贸易保护大棒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这一点类似于美日贸易战，但节奏和力度更甚。同样是解决贸易逆差、要求放宽市场准入，当年对付日本是各个行业击破，步步为营，最终实现美方利益最大化。但现在美国希望我们一步到位，不仅要快速平衡贸易逆差，还要中国自废武功取消产业政策、并在短期内解决所有市场准入问题。全然置我国屡次释放的善意于不顾。
在博弈中，美国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答应它的漫天要价，也明白激化中国的后果，却依然使出极限讹诈手段迫使中国就范。这就有点类似美俄冷战，遏制对手是终极目的。故中美交锋绕不开“修昔底德陷阱”。
Q2
贸易战一旦坐实，将有何种影响？
宏观视角下，我国贸易依存度已从2006年的64.2%下降到去年的33.6%，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也从2007年的7.5%下降到去年的3.4%，这些指标均显示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3]。不过，由于去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9.1%，且我国对美国出口依存度较高（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19%，对美商品顺差占总商品顺差的63.5%），中美贸易战无疑会导致可观的外需下降，给经济造成一定的下行压力。
另一方面，需谨防贸易战对市场信心和风险偏好的打击，以及在更紧密的全球贸易分工下，对中国上下游制造业成本、就业、投资和商业预期造成的次生伤害。而不能简单将关税额和贸易额、经济体量做对比，得出影响有限的结论[4]。
贸易战风险亦考验中国的战略定力。近期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延迟发布、6月19日千股跌停导致央行罕见发声等等，显示中美贸易冲突或已对顶层战略和资本市场构成影响。倘若冲突升级，将对资本市场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可能进而影响我国货币政策节奏甚至去杠杆进程。
中观视角下，从中美第二轮关税清单可见，美方增加了更多涉及工业用途的机电和塑料商品，同时将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列为征税对象，旨在更大范围打击中国制造2025领域的出口。但剔除了大量消费类商品，以减轻对本国居民生活的影响。
而我国从反击清单中剔除了飞机，扩大了能源、农产品的征税范围，增补了光学制品和医疗器械商品，旨在定向打击特朗普票仓。
具体的打击效果如何呢？支持特朗普的30个州中，有16个州的关税打击范围（受关税影响的对华出口商品额占对华总出口额的比重）超过20%。去掉7个摇摆州，剩下的23个“铁票仓”中，有15个州的关税影响程度超过20%。其中，路易斯安纳州（87%）、阿拉巴马州（79%）、阿拉斯加州（62%）、德克萨斯州（62%）和北达科他州（61%）受关税打击的商品价值占对华出口总额的60%以上，是中方贸易反击的“重灾区”。相比之下，支持民主党的21个州中，在关税影响排名中绝大多数位于后半段。
开征关税对我国哪些行业有影响呢？
农业方面，对美大豆征税无疑会提高养殖领域成本。2017年，我国对美国大豆的依赖度近1/3，关税限制无法完全将美国大豆排除在外，而寻求进口替代或推高大豆进口价格。作为国内生猪饲料、植物油和粮食生产的主要原料，大豆价格上涨将使CPI产生上行压力，加大通胀和货币政策紧缩压力。
机电行业方面，美国新公布的征税清单更加针对中国制造2025。如果双方博弈升级，美国考虑对我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那么大概率将集中在中国制造2025行业上，这将进一步抑制我国高端制造业外需，进而影响我国顶层战略发展。
汽车行业方面，对美国汽车征税整体影响有限。2017年中国从美进口汽车28万辆，仅占我国汽车销量的1%，但占美国汽车对外总出口数量的22%。如果关税最终实施，肯塔基州、南卡罗莱纳州、阿拉巴马州和密歇根州的汽车出口将受到严重冲击，而它们恰恰都是2016年特朗普胜选的票仓州。从进口可替代性而言，美国汽车进口数量占总进口量（123万辆）的22.8%，介于日系车（28.1%）和德系车（20.6%）之间。在关税压力下，美国汽车的价格吸引力趋弱，其在华的销售份额或被德系和日系车蚕食。
能源行业方面，由于从美进口原油占比很小，对中国的整体影响有限。考虑到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下一个能源出口的重要市场，美国本土能源企业可能会更强烈地感受到冲击[5]。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都不利。对我国而言，要谨防冲突升级对中国制造2025产业的二次伤害，同时尽可能避免加征进口关税对国计民生的影响。
Q3
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我国还能做些什么？
既然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有必要从短期和中长期做好充分准备。
美国目前频频在国际社会上挑起贸易争端，失道寡助。所以短期内，我们可以扩大同欧盟、加拿大、日韩、东盟等经济体的贸易合作，并在WTO申诉中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其次，在美元指数持续走强的背景下，有必要允许人民币策略性贬值来对冲贸易摩擦升级的压力。最近多个新兴市场货币出现暴跌，相比之下，人民币却十分坚挺。即使近期汇率有所调整，相比于前期美元指数的升幅，人民币汇率下调幅度相对温和。 人民币顺势贬值不仅能提振出口，还能抵消因市场避险情绪带来的流动性紧缩，避免贸易战威胁去杠杆进程。在策略性贬值的路径选择上，既可以选择不跟美联储加市场利率，也可以考虑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后者还释放一个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推进。
长期而言，我们要以史为鉴，保持战略定力。以史为鉴，就是要吸取当年日本的教训。日美贸易战中，日本在汇率政策、结构调整、市场准入等方面老老实实按美国的指令行事，却依然没能避免老大哥动用301条款制裁。日美贸易战最终以日本滑入“失去的十年”、无法再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而告终。
我国情况大为不同。相比日本，我们没有安保软肋。最关键的是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仅论中产阶级规模就和美国总人口相若，更有城镇化加持下新增的消费需求。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放弃潜力如此巨大的市场，这一大国优势赋予了我们同美国博弈的底气，也使我们有能力主动制定新的经贸规则。所以要保持战略定力，捍卫中国制造2025等核心利益。在逆全球化声浪中，坚定不移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政策。
扩大开放有两个层面，其一是主动扩大进口。其二是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在扩大进口方面，中国在消费品、能源、农产品、高科技产品和专业服务方面有非常现实的进口需要[6]。
比如消费品。2017年，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8%，明显消费不足。但越来越多的海淘显示我国居民旺盛的海外消费能力，这恰恰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扩大优质消费品的进口，不仅能满足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还能促进国内消费生产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加快转型、参与市场竞争。对此有两点政策建议：一是继续下调消费品关税，针对百姓需求大的进口消费品扩大零关税商品名录。同时继续降低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减少流通环节成本。二是扩大进口渠道，通过多式联运、压缩流通环节等方式减少物流成本。
再比如能源、农产品、高科技产品和专业服务供给，美国具备很强的比较优势，中美利益交集巨大。尽管贸易摩擦一波三折，但从长远看，中美合作的可能性远大于冲突。上述领域也将是未来中美平衡贸易失衡的重要切入点。
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须认识到我国部分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不够，隐性壁垒较多，市场竞争不充分。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1）国有资本垄断：以2016年各行业的投资情况为例，可发现我国不少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够，交通运输、教育、文体娱乐、金融等非敏感行业的国有投资比重偏高，这些有望成为未来进一步开放的重点领域。
（2）市场隐性壁垒高：比如当前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存在较多的外商准入限制和竞争管制，隐性壁垒较高[7]。
（3）公平竞争机制缺失：当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难以获得公平对待，部分国企可获得廉价信贷和行政支持。
（4）倾斜性产业政策：政府产业政策干预市场竞争。比如过去三年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选择上，政府通过补贴、摇号、不限行等优惠手段，偏向支持纯电动汽车。但政策红利下，部分没有核心技术的电动车企公然骗补，导致巨大的财政、金融和生产资源浪费。而技术更成熟、续航里程更高的混合动力车获得的补贴和摇号优惠相对较少，令人深思。
有鉴于此，继续推进国企改革、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又能使我国在大国博弈中获得更大的腾挪空间。
参考资料：
[1] 高善文: 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
[2] European Commission: 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China, June 22, 2016
[3] 易纲: 《上海证券报》专访
[4] 洪灏：自由贸易的代价
[5] 中金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再起波澜，全视角分析行业影响
[6] 哈继铭：中国现在需要扩大进口吗？
[7] OECD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STRI): The People’s Republic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