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金融风险的幽灵在监管灰色地带不时闪现,给经济和金融安全造成不稳定因素。有鉴于此,官方对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愈加清晰。本文概述了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微观因素,以勾勒出我国金融风险的全景图。
本文节选自周苏扬在CEIC网络研讨会《盛会后的中国:宏观经济、风险与展望》的演讲,有小幅整理。网络探讨会视频,阅读全文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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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年来中国金融风险的幽灵在监管灰色地带不时闪现,给经济和金融安全造成不稳定因素。有鉴于此,官方对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愈加清晰。本文概述了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微观因素,以勾勒出我国金融风险的全景图。
本文节选自周苏扬在CEIC网络研讨会《盛会后的中国:宏观经济、风险与展望》的演讲,有小幅整理。网络探讨会视频,点击以下按钮查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学术界和政府开始反思金融部门的风险积聚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因此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审视国内金融市场,近年来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逐步建立健全,金融创新蓬勃发展,金融业在经济中的“话语权”也不断提升。但同时,金融风险的幽灵也在监管的灰色地带不时闪现,给经济和金融安全造成不稳定因素。有鉴于此,官方对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愈加清晰。
通过梳理最近三年官方对金融风险的表述,我们可以察觉金融风险防控的紧迫性日益突出。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到了2015年,语气变成“坚决守住……”。从去年开始,官方对金融风险的态度和用词变得愈加直率,年初提到了“风险监管全覆盖、整顿规范、严厉打击”这些词;年末要求“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今年官方对金融风险的论述频率达到最高峰,年中时,人民日报首次用“灰犀牛”一词来形容金融风险问题,意指“看得见的、一旦爆发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十九大期间,官方将宏观审慎政策提到和货币政策同一地位,强调双支柱的调控框架。央行行长周小川先是警告“明斯基时刻”,后又在央行网站上撰文,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种种迹象表明,治理金融风险问题已经成为决策层刻不容缓的选项。
当下有哪些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呢?首先是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高杠杆率在实体经济中体现为过度负债。截至2016年末,中国总体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是244%。(如下图所示。由于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债务和或有债务无法准确估计,实际的比重可能在250%以上,故列表中的数字是最保守的估计)
这里面要特别关注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去年末已达到GDP的157%。企业高杠杆率体现在两块:一块是国企负债,这背后是过去政府长期隐性担保的地方融资平台;另一块是房企负债,在房地产景气时,房企现金流充足,偿债能力较强。但一旦房地产业萧条,房企的高负债率问题就容易暴露。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家庭部门债务的快速上升。特别是从2015年开启的本轮房地产周期中,家庭部门大量贷款买房,杠杆率上升很快。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末,居民贷款占GDP的比重已达54.4%,几乎是2010年末水平(27.3%)的两倍。尽管横向比较其他国家,中国的居民负债率还不算高;但增长的斜率在最近两年变得陡峭化,显示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节奏有所加快,故要特别注重家庭贷款增量部分的质量。这也是小川行长最近提到的重点之一。
高杠杆率在金融领域则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过去为了稳增长,信贷闸门常常是“虚掩”的。比如2016年,新增政府和社会融资总额近33万亿,而新增的名义GDP仅为5.5万亿,边际融资-产出比达到6倍。也就是说,每生产一个新的GDP单位,需要6个单位的资本投入。放在10年前,这个数字仅是1.5倍而已。这说明实体部门投资回报率下降明显。
从总量指标来观察,我国社会融资和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已经超过GDP的两倍,大量的流动性在金融系统中空转,成为滋生金融投机的温床。比如,2015年年中,股市异常波动,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也说明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十分严重。
微观层面上,影子银行和金融机构信用风险问题较为严峻。很多业务在金融创新的外衣下蕴藏着较大的风险:比如在表内资产的配置上,无论是大型还是中小型商业银行,近两年开始配置非标准化信贷资产,常规的银行贷款配置比例则一路下降。中小型银行当前持有的非标信贷资产的比重是大型银行的三倍,但银行贷款的配置比例不到50%,比大型银行低了9个百分点。同时在贷款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上升较快,这侵蚀了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
有鉴于此,官方从2016年以来金融去杠杆的力度是空前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不断下探至历史新低。从持续几十年的两位数增长,下探到今年以来的个位数涨幅。
通过把M2继续分解成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持有的M2(注:非金融部门持有的M2 = M0 + 住户存款 + 机关团体存款 + 非金融企业存款),可以清晰看出M2的下行主要是金融部门M2的增速暴跌所致。这背后是官方执行宏观审慎政策、铁腕打击影子银行业务、金融理财层层嵌套和期限错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货币总闸门收缩将是“新常态”。
展望未来,加强金融监管将常态化和制度化,2017年11月出台的最新版资管指导意见即是一个清晰信号。在这一版新规中,针对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和高杠杆等问题设置了统一的红线,这有助于减少道德风险和流动性风险。